#GIJC19 侧记:我看见更大的世界露出了缝隙

世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平。即便我们都是记者,都有刨根问底、每天阅读大量信息的习惯,坐在一起,还是会在大大小小的议题上显现出一条隐形的鸿沟。这条鸿沟不光是政治议题、工作环境,也有思维习惯、文化背景造成的区别。

在汉堡,我见到了来自全球的记者,越交流越知道,永远要警惕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

1.

「伊藤诗织胜诉了!」12月19日中午,我的朋友圈被这则消息刷屏,很多微信好友都在庆祝这则消息: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起诉前 TBS 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对其实施性暴力,这则官司持续了四年,终于有了结果,法院判决山口敬之需向伊藤诗织支付330万日元的赔偿金。

发朋友圈加入庆祝队伍时,我找到了今年9月末在汉堡,在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上拍的一张伊藤诗织。那是一场关于如何报道性骚扰/性侵案件的分享,伊藤诗织是三位女性主讲人之一,也是在场我们几位中国记者最期待见到的嘉宾。

伊藤诗织讲,她夏天刚刚在中国结束了一轮《黑箱》的读者见面会,这本书记录了她被性侵和去起诉的过程。最早,她听说过2015年中国「女权五女」事件,以为中国的女权环境会非常恶劣,这本书不会有中文版,没想到很顺利就出版了;来中国巡讲之前,出版方很谨慎,反复叮嘱她,不要提 feminism 这个词,讲座时要强调这个故事的日本背景,以保证巡讲的安全。

出乎预料的是,在不同城市、在不同的书店里,每次轮到读者发言环节,所有人都在讲中国。伊藤诗织非常惊讶,这些中国读者站起来告诉她:同样的故事也在中国上演,这不是日本自己的问题,这在中国、美国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,这是女性共同的斗争。

那个汉堡秋日的清晨湿冷、安静。讲座教室有巨大的落地窗,阳光打在海面上,折射出一片细碎的金光。我开始有点困了,这场讲座的交流没有太新鲜的内容,反性侵、反性骚扰,女性共同体……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。教室里一大半座位都是空的,可能是清晨第一节的时间太早,也可能是 #MeToo 的话题已经不够前卫,听众大多是女性,这更像是女性记者们在一起互相打气。

直到最后的提问环节,一个塞尔维亚女记者走到话筒前,她二十七、八岁,扎马尾辫,衣着清爽,张口却问了一个过于基础的问题:你们是怎么开始这些选题的呢?

她问,你们编辑部的男性领导层不会忽视这些话题吗?你们怎么说服他们去报道这种新闻?新闻一旦报道出来,你们的媒体不会遭到社会抗议吗?

我从瞌睡中瞬间清醒,扭头看着这个提问的女生。她的英语很流利,提问也很有逻辑,打扮看起来也跟我们差不多,然而我看到了一条隐形的鸿沟:女生最后说,在塞尔维亚,还没有人提 #MeToo 这个话题。

站在报道大会的会场,身边的人看起来如此相似:满屋子的黑框眼镜、运动鞋、轻便休闲装,大家带着轻薄的笔记本电脑,随时能找到一张食堂的桌子,或者一块空闲的地面席地而坐,喝一口咖啡开始干活儿——来自全世界的记者们工作的架势都高度雷同,可一开口聊天,鸿沟总会即刻出现。

这条隐形的鸿沟,不光是 #MeToo 的运动普及程度,还有对气候变化的认知,对欧洲难民潮、企业工会、特朗普、香港……各种议题的认知上。哪怕是一起排队等待午餐的烤鸡胸肉,随口的几句闲聊,这条鸿沟也会隐隐地显露出来,而且远比我想象中要宽。

2.

「特朗普以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形象赢得了总统大选。他长期以来一直坚称,他的父亲、传奇的纽约建造商弗雷德·C·特朗普(Fred C. Trump)几乎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经济帮助。

但时报基于大量的保密纳税申报单和财务记录进行的调查显示,特朗普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获得了以今日价格为计至少4.13亿美元的财产,财产的转移从他蹒跚学步时开始,一直到持续到今天。」

告别伊藤诗织,我和朋友们去了一场叫「特朗普时代的调查报道」的讲座。在讲座上,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 Russ Buettner 跟同行们分享了这篇《特朗普家族「逃税门」》的制作经验。这篇稿子有3名作者,他们来自纽约时报最高精尖的调查报道团队。3人花费了一年时间,揭露了特朗普财富积累过程中涉及的逃税问题,这也戳破了特朗普一直以来「白手起家」人设的虚伪。

这场分享非常详细,PPT 上列举的贴士都长达数页。比如团队回去搜索二三十年前的纸质会计记录,统计上面出现过的名字,拿着这份名单,把他们当做信源一个一个逐步突破,陆陆续续要到大量的旧发票记录。

记者们要学习财务术语,要熟记手头资料的时间、人名、项目内容等琐碎的细节,还要去采访涉及行业里的独立专家,要提前了解这些信源的个人情况,其中了解的情况详细到,他们离职时的职位、目前社交网络上呈现的政治倾向、目前和你采访对象的关系、他们是否曾经签署过保密协定,如果签过,那他们破坏协定的代价是什么……

这些技巧让我大开眼界,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个隐形的鸿沟:我从来没有,也不会用这些方法做稿子的。一是领域不同,二是媒体环境截然不同。坐在这看这些硬核的调查技巧,有点像观赏屠龙之技。

Russ Buettner 在分享中展示了纽约时报为这篇稿子做的动画视频:

How Fred Trump Built Donald Trump’s Financial Empire | NYT News(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DxJE5H0hwk)

 
在轻巧的架子鼓声里,旁白是特朗普在不同场合里发言的集合,他一直在信誓旦旦地讲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建立了财富帝国,「我父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个子儿」。而画面上,镜头不紧不慢地在纽约的黑白 3D 图上滑过,一个一个接一个地,绿色高亮光标标注出老特朗普赠予儿子的地块,和这些地块高昂的市场价格。

根据统计,特朗普从父亲那里获得了1.773亿美元的财富。而特朗普画外音的最后一句依然是:「没人帮助我,我自己缔造了这一切。」

视频结束时,全场记者大笑,纷纷鼓掌。Buettner 也感到自豪,这篇报道获得了2018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,而这条制作精良的视频,「我无论第几次看都不嫌多。」

当天下午,在跟一位驻美工作的中国同行聊天时,我复述了这场讲座的内容,感慨美国调查新闻的开放度和那条视频带来的震撼体验。然而当我说完,同行有不同意见:特朗普自称没从父亲那继承财富,这在美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谎言。花了一年时间戳破这么一条谎言,然后呢?这么珍贵的团队,把这一年时间投入到更有突破性的选题上,不是更有价值吗?

又一条鸿沟出现了。对美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、对普利策新闻奖,其实我也是带有刻板印象的,全然以一种「高水平」、「完全合理」的角度来看待。从未想过这些稿子也有其弱点,像国内的很多中文稿子一样, 价值、意义、文本独特性、社会反响,常常并不是统一的事情。

3.

参加大会之前,中文世界的记者们都在会议 App 上相互介绍。我说完个人信息后,表示期待能在这场会议上寻找一种工作的意义。

「工作的意义」是什么,这是最近一年反复困扰我的问题。国内舆论环境的持续收缩,大家有目共睹,具体到一个小编辑部内,是选题范围的持续收缩。过去我还认为,不管在什么样的范围内,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纵深的方向持续挖掘下去,最终能找到一个社会共通的思考角度。然而,今年我反复意识到,这种收缩最可怕的,是让视野不自知地变得狭窄。想想过去这个夏天吧,打开媒体的公众号,一窝蜂全在写乐队的夏天,写盲盒、写炒鞋、写流量,这些话题真的有那么强的影响力,以至于霸住所有媒体的版面吗?我们当然清楚,写这些话题是因为安全,操作容易。时间长了,同类的轻飘飘的选题越来越多,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惰性。

汉堡这次三天半的课程,很多与中国的操作并不兼容,比如有课程会详细教授如何在网上调查一个人:如果他的 Facebook 上锁了,你怎么从点赞互动的人里梳理出他的亲朋好友,再顺着好友目录去了解他的资料。比如怎么用 Skype 的通话 IP 地址,找到一个逃犯的窝藏的国家。这些在中国都不适用,而我们擅长的,是如何用一个小线索,配合天眼查、微博、支付宝等等中国网站,去核实采访对象的个人信息。

对我而言,更多的收获来自课间的交流。在大会结束的前一晚,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三地的记者们聚到了一起,围着一张食堂的长餐桌热烈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,鸿沟在这里也不时出现。

比如香港的记者们讲起,他们正在面对假新闻的新困境:许多营销公司、网络账号正在批量炮制假新闻,他们的编辑部每天都要纠结,版面有限,到底是用来发布新消息,还是用来辟谣?不辟谣,耸人听闻的假消息有巨大社会危害。辟谣,会让营销账号持续污染媒体议程,且容易让更多人知道假新闻是什么。

大陆编辑部尚未面对假新闻泛滥的困境,我们的战场在微信公众号,发布一条重磅调查报道之前,编辑部要花漫长时间调查某家医疗公司的靠山,判断这个报道是否能正常传播。在发布之前,记者们要花一整天时间开会,反复调整标题的字词,保证报道能在朋友圈吸引眼球,得到匹配的传播度。

这张长桌上,有些人是前同事、是网友,大家都在讲普通话,但聊起工作,面临的完全是不同的媒体环境。即便是一些共同知晓的新闻事件,每个人掌握的背景信息、理解方式,也千差万别。

而在长桌之外,午餐跟德国女记者聊天,我听了一会儿才理解她讲的「Union」是指本地工会,她要跟我们科普,一本工会创办的杂志到底能为汉堡市民做什么;旁边的芬兰女记者要去西班牙调查移民性奴隶,性奴隶这个话题很好懂,但她花了更多时间去跟其他人解释,为什么在荷兰一个自由撰稿能同时申请到几家基金会的奖学金,赞助自己想要做的调查报道。

在另一场午餐时,我又找到那位塞尔维亚女记者,跟她介绍了中国 #MeToo 运动的发展,她好奇的是,为什么一篇网稿也能被 404,「你们都发布到网站上了,怎么可能看不到呢?」一旁的印度记者小哥耸耸肩:这个我倒是很懂。

宗教杂志、非洲气候难民、印度的女性权益、汉堡的穆斯林群体……很多话题看起来简单,真的聊上两句,就发现有太多背景信息都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外。在我做记者的第7年,我已经去过不同的大洲,见识过发达和不发达国家,以为对许多事情有最基础的认知。然而在汉堡的这几天,我不断地发现,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平,即便我们都是记者,都有刨根问底、每天阅读大量信息的习惯,坐在一起,还是会在大大小小的议题上显现出一条隐形的鸿沟。这条鸿沟不光是政治议题、工作环境,也有思维习惯、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。

其实到最后,我也没找到「工作的意义」,不同的编辑部有各自的困境,对「选题的意义」解读也完全不同。但我确实要说,在汉堡的这几天,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露出的缝隙,这个缝隙需要我们自己去撬动,去往外挤,首先要做的,就是永远要警惕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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